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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反擊PBI要求泄露用戶信息 稱其可恥的行為

作者/整理:不詳 來源:互聯網 2016-03-24

據外電報道,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在3月10日接受了《時代周刊》編輯主任南希·吉布斯和記者列夫·格羅斯曼的專訪,討論了用戶隱私、美國國家安全、以及蘋果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之間日益升溫的加密之爭等多個問題。

  以下為文章內容摘要: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伯納地諾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極端化夫妻賽義德·里茲萬·法魯克和塔什芬·馬利克持槍攻擊法魯克工作地點舉辦的聚會,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傷的慘案發生一天之后,聯邦調查局的一個證據響應小組對這對夫婦位于雷德蘭茲附近的住所進行了搜查。

  iPhone四位鎖屏密碼難倒FBI

  他們發現了12枚土制炸藥,數千發不同口徑槍支的子彈,以及三部手機:其中兩部手機被丟棄在這對夫妻住所背后的垃圾桶內,還有一部被遺棄在停在屋外一輛黑色雷克薩斯IS 300轎車上。

  垃圾桶的兩部手機已被這對瘋狂的夫妻砸碎。沒有人知道這是為什么,或許是他們為了毀掉證據,或許是因為這兩部手機已毫無用處。不過遺棄在車中的第三部手機是完好的。這部手機已被放置在奧蘭治縣地區計算機取證實驗室。當調查人員打開這部手機時,這部在Verizon網絡中運行,搭載iOS 9操作系統,序列號為FFMNQ3MTG2DJ的iPhone 5c手機,要求他們輸入四位數的密碼。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有點像是幸運-倒霉游戲一樣。很不幸,調查人員并沒有獲得這部手機的密碼,而知道密碼的人已經死了。(槍擊案發生數小時之后,法魯克夫婦已在與警方的槍戰中喪生。)調查人員曾嘗試著猜出密碼,但是在連續猜錯10次密碼之后,這部手機已自動重啟變磚。

  幸運的是,這部手機是法魯克的工作手機,因此從技術上講它屬于圣伯納地諾;不幸的是,圣伯納地諾同樣也沒有密碼,也沒有與這部手機相連的iCloud賬戶的密碼。在蘋果的安全體系中,iCloud賬戶的密碼肯定不同于手機密碼。

  不過圣伯納地諾有權利重設iCloud密碼,而且它也確實這樣做了。法魯克的iCloud賬戶包括了數個完整、未加密的手機備份。不幸的是,法魯克從10月19日開始在沒有把手機備份存儲到iCloud,因此調查人員找到的數據都已是過時的。更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iPhone信息都必須存儲在備份當中。

  所有的數據依舊存儲在這部手機上,但是沒有人知道加密的密碼,除了這部手機的制造者蘋果之外。

  聯邦調查局確實向蘋果提出了要求。“在事件發生后的前幾天,我們沒有聽到一點兒消息,”蘋果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接任者蒂姆·庫克(Tim Cook)說。“我記得槍擊案是發生在周三或者周四,然后好幾天我們都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周六那天我們接到了電話。我們設立了一個咨詢處,以處理政府的請求。這個咨詢處是全天24小時隨時都有人在的。當然不是因為這起案件才這樣,一直都是這樣。他們打電話過來,還出示了跟這部手機相關的搜查令。”

庫克

  現年55歲的庫克在蘋果位于庫比蒂諾1 Infinite Loop的總部辦公室接受了我們的采訪。這是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墻面上貼著若干張“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廣告公司TBWA\Chiat\Day紐約分支辦公室于1997年期后期為蘋果公司創作的廣告口號)的海報,以及若干幅蘋果零售店的藝術照。喬布斯的辦公室就在庫克辦公室的隔壁。那是一間黑暗、緊閉著窗簾的辦公室,只不過銘牌依舊在辦公室的門上。

  需要明確的是:蘋果遵照了聯邦調查局的要求,并積極的協助了調查,直至該公司無法再進行配合。“我們主動給他們提供了一些建議。我們讓他們把手機拿回去,充上電,連上網絡,讓它自動備份。

  結果他們又來了,說這個方法沒有用,“庫克說。”我們說,為什么會這樣?我們需要清楚了解事情的原委,于是我們派了工程師過去。我們發現,他們一開始,在我們還沒有參與其中的時候,就把手機送到圣伯納地諾重設了iCloud密碼。你知道,如果你重設了iCloud密碼,你需要在手機上輸入新密碼,手機才會進行云備份。而如果手機設定了密碼,你就無法重新輸入密碼了。因此,我們建議的方法失效了。“

  蘋果拒絕給FBI:想破解?“門”都沒有

  這時聯邦調查局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好吧。蘋果沒有手機密碼,但這家公司應該能夠編寫出一個不限制推測密碼的新操作系統,然后讓法魯克的這部iPhone 5c手機安裝這款操作系統。四位數的數字密碼只有1萬種可能性,聯邦調查局只需要一天時間就可以通過群舉法破解密碼。

  在蘋果內部,這一構想被不親切的稱為“政府系統”(GovtOS)。“他們要求我們這樣做之后,蘋果內部對此事已經展開了長期的討論。許多蘋果內部員工都參與了討論,不是我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想出這樣的決定的。這是一個吃力的決定。我們考慮了你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的所有事情,”庫克說。

  事實上,庫克當時曾認為此事可能就這么結束了。但實際并非如此。2月16日,聯邦調查局將此事升級,不僅將其公布于眾,而且還獲得了一位聯邦法官的法庭指令,要求蘋果依據1789年頒布的“All Writs Act”法案,為聯邦調查局開發“政府系統”。

  庫克用自己阿拉巴馬腔調的英語不悅的對此說道,自己是通過媒體才知道了法庭指令一事。他說,“如果我和你就一些事共同工作數月,如果我和你有關系,但我又決定在某一天起訴你,那我一定會拿起電話,告訴你我將會起訴你。”

  在庫克看來,聯邦調查局選擇這種做法的原因非常簡單:如果蘋果在一起國內恐怖案中不予以配合,那么這家機構就把蘋果推向公眾輿論的風尖浪口,迫使蘋果與其配合。

  作為全球最受尊敬的企業,蘋果拒絕在一起國內恐怖案調查中協助聯邦調查局,確實引發了公眾的不滿。可以肯定的講,以前此類事件從未涉及到加密算法以及“All Writs Act”法案。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就說“他們認為他們是誰?”并呼吁抵制蘋果的產品。一位佛羅里達州的司法長官就表示,他會把“那個流氓關起來。”他所指的那個流氓,也就是庫克。

  即便是一直與硅谷科技圈有著不錯私交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在西南偏南音樂節上談到了這一問題。奧巴馬表示,智能手機不能成為政府無法訪問的“黑匣子”。他認為科技公司應該和政府一同協作來解決類似的問題,而不是讓國會來解決。“把我們的手機凌駕于所有價值之上,這并不是正確的答案,”奧巴馬說。

  不過蘋果的這一做法,得到了科技產業同行的鼎力支持,他們當中包括了AT&T,Airbnb,eBay,Kickstarter,LinkedIn,Reddit,Square,Twitter,思科,Snapchat,WhatsApp,以及蘋果的一些死對頭:亞馬遜、谷歌(微博)、微軟和Facebook.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侯賽因也站出來力頂蘋果,稱如果蘋果最終配合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去解鎖iPhone,那么將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已經退休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及中央情報局前負責人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這一次也站在了蘋果這一邊。退出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最初也曾就此事抨擊過蘋果,但是在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之后,格雷厄姆倒戈選擇了支持蘋果。

  蘋果公關副總裁史蒂夫·道林還展示了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收到的來自支持者的100美元支票,支持其與聯邦調查局在法庭中進行對抗。(蘋果并沒有兌現這張支票,而是將其收藏了起來。)

  現在人們或許可以了解到事件的真相。蘋果做出的決定確實相當可怕,但拒絕的原因卻不明顯或是簡單。主要的原因是技術性的:如果蘋果開發出相當于撬開iPhone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會因粗心大意或黑客攻擊而泄露,那么全世界所有iPhone的安全性能就將大打折扣。

  這并非一種不可能出現的場景:代碼就像是《侏羅紀公園》的恐龍一樣,經常能尋找到通向自有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系統將會成為全球黑客的“圣杯”,也將會成為愿意和渴望窺探國民隱私的獨裁政府的禮物。“在訴訟開始之前,我們已經作出決定,開發聯邦調查局希望我們開發的操作系統,這對民眾來說不是件好事。從客戶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件好事,因為這最終會將好幾百萬客戶置于風險之中。”

  庫克:跟裸照泄露相比 這個危害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庫克并不擔心用戶的自拍裸照存在著被發布到互聯網上的風險。他所看到的黑客風險,足以與可能出現的恐怖攻擊相提并論。“這不僅僅是用戶的財務信息或是照片或是其它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問題,”他說。“請想想如果基礎設施出現了問題,比如電網出現了問題,而此時有病人正躺在依靠電能操控的醫療設備上……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虛幻的事情。”(此外,庫克也不認為政府系統能夠給聯邦調查局帶來太多的幫助。)

  聯邦調查局一直主張,新代碼可以通過量身定做專門用于特定的手機。在這種情況下,調整代碼來攻擊其它手機的可能性就要小許多。

  但蘋果依舊認為(聯邦調查局幾乎等同于做出了讓步),此安全并非一次性事件;它將會成為先例。即便是聯邦調查局在使用完蘋果開發的政府系統,蘋果便立即刪除了這一工具之后,還會有許多的地方檢察官排著隊要求蘋果一次又一次的編寫這種工具用于破案。“這不是一部手機的問題。這關系到了未來。一位曼哈頓的家伙就叫囂著說,‘我有175部手機希望通過這一程序。’”(庫克所指的人是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賽勒斯·萬斯,他確實這樣講過。)

  這是一場關于技術的爭論。蘋果在本案中的法律論據,依靠于對有點包羅萬象的“All Writs Act”法案的解釋:該法案授權聯邦法庭頒布“所有必須或適當的令狀,用于援助他們各自的司法管轄區,并遵守慣例和法律原則。

  “蘋果的代理律師辯解稱,強迫公司編寫、測試、調試、部署和整理必要的軟件,可能會給蘋果帶來沉重的負擔,超出了”All Writs Act“法案的界限。蘋果同時還拋出了一個略微有點稀奇的主張,強迫公司技術人員編寫他們反對的代碼,可能違反了《第一修正案》所賦予他們的權利。

  不過蘋果的這些法律和技術主張折射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即人們擁有隱私權,類似于iPhone這樣的設備,能夠向黑客和執法部門提供前所未有的侵入用戶隱私的途徑。加密是唯一可行的應對措施。“當我考慮公民自有時,我想到了這個國家立國之本。

  《第一修正案》不僅涉及到自有,而且還包括隱私的基本權利。我們最簡單的看法是,如果'All Writs Act'可以被用來強迫我們做一些會讓數百萬人處于風險之中的事,然后你會問自己,如果那樣的事可以發生,那么還有什么事可能會發生呢?在下一次國會開會的時候,你可能會提出研發一個監控系統。也許執法部門會希望擁有打開你電腦上攝像頭的權力。

  如果你讀一讀兩百年前通過的'All Writs Act',你會發現這部法案是開放式的,可以為之作出廣泛的解釋,這是因為,這部法案的出臺是為了填補當時的法律空白。我們認為,這一旦起了頭,后面會越來越糟,“庫克說。

  “這一論點不僅有利于隱私,而且也有利于新類型的隱私。隨著我們如今生活的科技環境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類型的隱私已強加于我們。設備與服務的不斷更新換代,在過去的十年間,我們已經打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所做的許多有趣的事情都被記錄在了我們的個人設備當中:我們的社交生活,我們的健康,我們的資產,我們看了些什么,誰與我們談話,我們去過哪里,我們關注過什么。

  十年之前,如果我要出門慢跑,所有關于慢跑的信息都會在發生之后很快消失。這些信息無法被捕捉到。如今,這些關于我去過哪里,跑了多遠,速度有多快,聽了些什么,心率是多少的信息不僅被保存了下來,而且還被上傳到了云端,傳播到了我的社交網絡。“

  法學家彼得·史懷亞和肯尼沙·艾哈邁德創造了一個短語:監視的黃金時代。我們無所事事和盲目輕率,僅僅是因為我們喜歡智能設備給我們帶來的小便利和個人服務,我們已完全讓自己被監視了起來。像亞馬遜的Alexa或者三星的智能電視,甚至是美泰的哈啰芭比 這樣的設備,不僅監聽它們周圍的所有對話,還即時上傳到云端,通過語音識別算法對它們進行分析。這些設備不僅監聽,還會做出報告。

  喬治·奧威爾(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早已預測到大規模的監控會入侵我們的生活,但是他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并不是獨裁者在進行監控,而是我們自己在監控自己。“不久之前,你也不會想到健康信息會保存到智能手機上,”庫克說。“還有財務信息、你的對話、商業機密,可能還有很多關于你的信息都已被存儲在智能手機上,可能比你家里所有的信息還多。”

  問題是既然現在已經有了這么多新的、大量秘密安裝的監控設施,獨裁政府是否有權訪問它們?如果可以訪問,他們是何時訪問的,又是如何做到的?或者普通公民是否有方法保護這些可能被黑客、小偷、以及政府加以利用的信息?

  說來也奇怪,這種奇怪的斗爭事實上以前也曾發生過。20多年前,在一場名為Crypto Wars的大戰中就出現過這種情況。1993年加密技術的不斷成長讓政府寢食難安,白宮便宣布退出一款名為“加密芯片”的設備,在對數字通訊進行加密的同時,準許政府保留秘鑰解密數字通訊。

  毫無疑問,科技產業以各種理由拒絕接受“加密芯片”的做法,其中就包括它可能導致美國制造的通訊技術明顯的對外國買家不具吸引力。到1996年,“加密芯片”事實上已壽終正寢。到了2000年,美國政府還曾幻想著試圖通過對加密技術進行立法的做法,來查收整個產業。

  即便是“911事件”后美國政府開始加大網絡監控,高強度加密仍然是例外。不過到了2011年,執法機構開始關心他們在監控電子通訊設備上的實踐能力。聯邦調查局的法律總顧問還把它們形容為“走向黑暗”,這個短語已經變得類似于戰斗口號。

  在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的“棱鏡門事件”曝光之后,一些科技公司開始在旗下產品中更緊密、無縫地整合加密技術,并讓其成為默認設置——蘋果在2014年發布的iOS 8就被視為分水嶺。谷歌隨后發布的Android操作系統也采用了同樣的做法。早在圣貝納迪諾恐怖襲擊案之前,便早已出現要對加密立法的熱議。

  《華盛頓郵報》去年曾援引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第二法律顧問羅伯特·利特的電子郵件稱,“在對加密立法的大環境下,恐怖襲擊事件或者犯罪事件將會讓強加密成為執法的障礙。”事實確實如此。

  長期以來,執法機構已習慣于獲得搜查證對想要獲得的任何事物進行搜索,這種做法僅僅受限于《第四修正案》對其規定的有限的限制(即“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但是加密技術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證據保護空間,讓公民能夠把龐大的個人敏感信息存儲在虛擬的保護所內。從理論上講執法部門依舊能夠進入這個保護所,但實際上沒有密碼他們也無法破解。

  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柯米在今年2月關于圣貝納迪諾的國會聽證會上就毫無掩飾的提到了他們所面臨的新窘境。“執法,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確實能夠挽救人們的生命、營救孩子、保護我們的鄰居不受恐怖分子攻擊,”他說。“我們執法完全是通過法庭的判令,獲得了搜查證來執行。

  我們通過移動設備的搜查證來進行取證。那么我們是要進入一個沒有什么都不可能的世界了嗎?這個世界并未走向末日,但和今天以及2014年我們所處的世界相比,它將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拒絕就此問題接受采訪的柯米,把蘋果與聯邦調查局的沖突形容為在隱私和安全之間的選擇,是一種零和權衡。如果這件事情真的那么簡單,那蘋果將面臨著一場攻堅戰:無論加密給用戶帶來什么樣的好處,我們都應該權衡恐怖活動可能造成的人員傷亡問題。

  但是庫克以此觀點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為由否認了它的正確性。他說,“我認為它過于簡單,是不正確的。因為它的真相是不要我們加密,讓我和你明天就禁用密碼。所以我們才會坐在國會說,如果沒有加密,將會發生什么呢?我可以辯解說,壞人會使用非美國公司的加密技術,因為他們相當的聰明,而蘋果卻沒有自己的加密技術。”

  換句話說,政府系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沒有對加密進行立法。無論如何,壞人還是會一如既往的使用加密技術。“互聯網沒有邊界,”庫克說,“你可以從東歐、俄羅斯或者任何一個地方獲得一款應用,不管是哪個國家,反正不是美國。這款應用會提供端對端加密。”

  誠然,你或許可以從法魯克的手機上獲得數據,但這會是你最后一次從手機上獲得數據。然后一切回到起點,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話,因為每個人的加密都變得越來越弱,這些人的數據唾手可得。你只是在懲罰好人。

  如今雙方的賭注正變得越來越大。單是在2015年,聯邦人事管理辦公室就黑了2200萬個人記錄;黑客泄露了偷情網站AshleyMadison.com上3200萬用戶信息;美國第二大醫療保險機構Anthem、美國國稅局和中央情報局主任辦公室也都被攻擊過。

  “想想人們手機里的數據,”庫克說。“他們孩子的位置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完全不牽強的場景發生,通過智能手機就能對電網下手。”這完全不是猜測:去年12月,就有人想對烏克蘭西部的電網下手,讓23萬人人無電可用。“我們認為政府更應當努力推進加密。加密是個好東西,就好比是太陽、空氣和水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加密技術改變權力平衡

  加密是獨特而強大的技術現狀之一,已經改變了政治現狀——它已掀起了一場關于加密的革命。它改變了政府與被統治者的權利平衡。

  蘋果的職責不是革命,也不是做類似的事情,庫克強調的是加密技術在什么程度上能夠保護你的數據不被壞人、黑客或者其他罪犯利用,而不是被執法機構所掌握——但與此同時,庫克也傳遞出一個信號,政府正在不得體的渴望獲得個人信息。“我就像是聯邦快遞的投遞員。

  我收了你的包裹把它投遞出去。“他不希望讓蘋果成為為政府存儲可供閱讀公民個人信息的機構。”我不是因為成本或者其他因素,而是從倫理和價值觀出發來考慮問題。你也不希望我掌握所有的這些信息,對吧?我想你們都擁有一種合理預期,即你們的通訊是隱私。“

  庫克還指出,“All Writs Act”法案沒有詳細說明它適用于哪一種刑事偵查。“一宗案例可能是一起國內恐怖主義事件,但另外一個法庭可能認為它適用于搶劫案。或者另外一個法庭認為它適用于出租車問題,也許還有法庭認為離婚問題也適用。所以我們是以一個開放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事情,我們會考慮如果這是我們的發展防線,那么就應該立法明確規定它的適用范圍。這件事情不應該是不同的法庭來界定。”

  是否應當由法庭來判定這個問題目前仍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問題。聯邦調查局在一系列越來越多的法庭文件中都尖銳地指控蘋果,“影響最能保護我們自由和權利的機構:法庭、《第四修正案》、存在已久的先例、莊嚴的法律以及政府的民主選舉分支。”聯邦調查局甚至還威脅選擇一個影響無異于“核爆炸”的選擇:讓蘋果交出iOS源代碼和用于識別代碼對設備有效的證書“個人電子簽名”,對于軟件來說,它就好比是上帝。

  對于庫克提到的隱私和民權,聯邦調查局把此稱之為“營銷”。確切地說,雙方都希望在此問題上引起民眾的關注。“我喜歡他們的策略?”庫克說。“不!我不喜歡。我沒看過政府機構使用從未出現過的做事方式。我是否應當通過媒體才了解此事?不,我認為他們很不專業。我是否喜歡他們探討或對我們的打算撒謊?不,我覺得自己被冒犯了,被深深的冒犯了。”

  誠然,庫克一直以蘋果主要競爭對手為代價,把蘋果定義為個人隱私的防衛者。庫克喜歡強調蘋果的業務模式不涉及收集和挖掘用戶的數據,而競爭對手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卻一直在這樣做。

  (蘋果對用戶數據不感興趣實際上是一條真理——喬布斯過去就常常聲稱,蘋果內部甚至就沒有專門從事此事的團隊。)庫克的立場還與蘋果癡迷于下行控制產品的所有細節相得益彰。美國政府對蘋果代碼所伸出的骯臟的黑手,讓蘋果簡直難以忍受。

  對隱私強硬的立場讓庫克繼續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這頗具粉刺意味。從本質上講,作為蘋果首席執行官,他強調隱私并沒有什么問題。不過,這也代表了另一種相當奇怪的趨勢,當前美國硅谷有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把自己弄得越來越像政治家或政策的制定者了,針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發表相關立場并采取相應的策略。

  我們社會和文化的結構越來越多的整合到了互聯網的世界里,而權力則在神秘的地下通道里流走。“我們被擺在一個相當離奇的位置,幫助公民捍衛自由并抵御政府。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處在這樣的位置。政府應當永遠的捍衛公民自由,但這里卻發生了角色轉換。我感覺就像是在噩夢中的另一個世界。”

  庫克正竭盡所能從“噩夢”中醒來,他說,蘋果并不是真的想做出這樣的決定,與政府在隱私與安全問題上展開對抗感到極為不適,畢竟此事應當由法官和國會來推動,委員會可以深入研究此問題,并拿出合情合理的法律部分來完結整件事情。

  庫克說,“政府的表現的相當強硬,而且權利大,發出的聲音更具影響力,他們總是想辦法限制或者根本裝作沒聽到一些討論。”庫克強調,無論結局是什么樣,一旦法律制定出來,蘋果可能會遵守它。

  與此同時,蘋果總部庫比蒂諾的技術人員仍在加速開發新技術,且速度要遠遠快于國會委員會的速度。未經證實的報道稱,蘋果正在開發一款永遠不會被破解的iPhone,即便是擁有政府系統的幫助也沒有任何作用。

  從理論上講這種情況有可能會出現:舉例來說,猜測10次密碼的要求能夠被整合到手機硬件,而不是軟件當中,即便是調整后的操作系統也不能消除這一點。

  沒有人清楚未來蘋果的產品究竟會變為什么樣子,畢竟大多數人總是想到喬布斯的作風。不過庫克表示,沒有什么理由可以讓你覺得這樣的事情難以發生。他說,“我從來也沒有懷有目的的讓你那樣宣傳。我們的意圖與政府沒有絲毫的關系。我們的目的是為何保護人們。這有什么樣的后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發現這樣的事情你會做得越來越多,這也是我們十年來一直行走的路線。”

  庫克同時還暗示,隨著越來越多的數據開始轉向巨大的、無形的云端,手機上的加密數據已不再是重要的事物。執法部門不應當對iPhone發牢騷,而是應當關注公布于眾的信息是如何被罪犯和恐怖分子,通過社交網絡、Nest恒溫器、監視攝像頭和Hello Barbies加以利用的。

  蘋果甚至還擁有iCloud備份的秘鑰,所以為何要沉浸于設備本身?庫克就此表示,“沒有人會走向黑暗。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向我發送了一條加密的信息,如果不是經過我們兩人的準許,沒有人會知道這條信息的內容。

  我們不能總是念念不忘無法使用的東西。我們應當邁出一步看看能夠使用的東西,因為那里有海量關于我們的數據。“

  除去有點惱怒的語氣外,庫克的論據還以之前2月份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來佐證自己的言論。這份報告指出,許多強有力的趨勢正在平衡著數據加密的傳播速度:依賴于挖掘用戶數據的業務模式整日益流行;把數據存儲到中央服務器的云計算正變得越來越容易接觸;以及物聯網的普及。

  事實上,我們似乎可以從兩個平等的方向來看待問題,這取決于你認為哪一邊更加合理。一方面我們將步入黑暗,另一方面我們將泄露自己的隱私。這些都是需要整合到大環境的局部效應。整體而言,物聯網巨大而又凌亂,這使得安全防護問題成為頭等大事,并且也意味著強大無縫的技術加密手段將更為普遍。它只能涵蓋我們日常生活流露出的一小部分數據。

  蘋果與聯邦調查局的下一場爭斗將始于3月22日,雙方屆時將出席加利福尼亞州里弗賽德聯邦法院舉行的聽證會。遲早有一天,所有的爭執都將會回歸于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要考慮到加密的現實,也要考慮到加密無法實現的問題。

  我們需要理清在如此強大的法律框架下,是否已經足以避免下一次“加密大戰”的發生。“你掌握的情況與我一樣多,即便是我們能夠有所收獲,過程也會非常的丑陋,”庫克說。“不過我對一件事充滿信心,最終我們會到達相同的目地。”(騰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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